這是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來的，怎么去看高質量發展呢？要從不同的維度、不同的角度去觀察，不能從一個角度去觀察。比如從宏觀經濟上來看，我覺得高質量發展就要表現為增長速度、就業、價格、國際收支這幾大指標比較協調。我們過去曾經出現過高增長、高物價，這肯定不是高質量的發展，不是我們所追求的。

目前從宏觀經濟來看運行總體是平穩的，正在從疫情沖擊當中逐步恢復，應該說全年實現符合合理區間的增長是可以預期的。但是要看到現在經濟恢復的基礎并不牢靠的，下半年以來，尤其七八九月份以后，從各方面的指標來看存在著增長速度下行的風險。中央提出要做好跨周期的宏觀政策的設計，其實從長期來看今年實現比較高的增長速度意義不大，因為去年的基礎太低了。要看如果現在增長下滑可能會對未來、對明年怎么樣影響。雖然我們“十四五”沒提增長速度這樣一個指標，但總是要保持一個合理的增長的。沒有合理的增長速度，就業、財政收入、其他問題可能都會出來，包括金融風險。

從供給體系來看，高質量發展就是要實現生產體系、生產產業、供給體系的比較齊全，產業鏈要比較完整。我們的產業鏈在全世界應該屬于最完整的，但其實我們仍然存在著很多產業鏈方面的短板。我們的目標就是要實現創新能力、需求捕捉力、品牌影響力、核心競爭力都比較強這樣一種供給體系，形成一大批在世界上做得最好、別人離不開的技術、產業、產品和零部件。中國建材做了一些，就是現在所說的單項冠軍、隱形冠軍，一個最終產品之前有無數個隱形冠軍在里面。

最近幾年我們對創新的支出力度明顯加大，從這次疫情沖擊來看我們的供給體系確實屬于韌性最強的，其他國家確實都做不到。一段時間以來芯片嚴重短缺，當然它有很多復雜的因素，它也凸顯了我們創新能力目前是制約我們的供給體系高質量發展的重大短板。從供給體系這個角度來看，我們的創新能力較弱可能是最大的問題。

從結構上看更復雜，要實現實體經濟與金融、房地產、科技、人力資本等的協調發展。為什么單把金融和房地產拎出來呢？因為過去一段時間金融和房地產的發展脫離了實體經濟的發展，出現了過度發展的問題。 去年發布的“十四五”規劃建議中提一個非常重要的目標，要保持制造業比重基本穩定，我們的國有企業、央企好為此此而努力。去年以來制造業比重在提高，今年上半年從數據來看也是提高的。但是它有短期性，因為主要是其他國家受到疫情沖擊，產業鏈斷裂，需要大量地從中國進口，如果一旦恢復到正常狀態，我們的出口不可能像現在這樣保持這種高增長，這樣制造業比重還能不能夠繼續保持穩定，是需要考慮的。

房地產市場最近趨于回歸本源，但是前期房地產市場異常發展，積累的風險需要高度重視。金融業去年占到GDP比重達到了8.3%，在我國和世界都是相當高的，它有疫情沖擊的影響，其他行業放緩了，所以相對抬高了它的比重，但是要防范金融業過渡擴張帶來的一些風險。

生產要素所有者要能夠取得按市場評價生產要素參與收益分配的收入，要實現投資有回報、企業有利潤、員工有收入、政府有稅收，而且政府、企業、居民這三大主體之間的分配關系是比較合理的。當然我們現在還存在一些問題。

十九屆五中全會把共同富裕放在重要位置，社會上討論比較多的也是這個問題。高質量發展的內涵本來就是既要把蛋糕做大做優，同時也要把蛋糕分好、分公平。如果光是做大蛋糕而沒有分好，最后會影響經濟的增長，這種從過程來看也不是高質量發展。歷史告訴我們如果蛋糕分得不公，最后也會影響蛋糕繼續做大的。我們的改革是從按勞分配開始起步的，后來是國有企業改革，從農村來說就是承包制，也是按勞分配。

國內循環為大主體，國際循環為相應的補充，實現國內循環與國際循環相互促進。構建新格局需要擴大內需，但在去年和今年上半年外需對增長的拉動作用在增強，它不具有常態性。主要是因為我國疫情控制比較好，訂單轉移到我們國家。但是我們要把握好構建新格局的內涵，重點不在于內需或者外需多一點還是少一點的問題，關鍵是要實現國內、國際循環的相互促進。

實現資本、勞動、土地、資源、能源、環境的效率都比較高，包括人才、科技、大數據，甚至我覺得現在的二氧化碳已經變成了一種要素，變成了一種資源，這些生產效率都要比較高，因為按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其實反過來看就是二氧化碳產出率的問題。我們還處于疫情沖擊的修復期，目前來看我們資金的效率是下降的，其他方面的效率應該說還是有所提升的。

以上是我要說的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如何實現高質量發展

黨中央已經做了回答。黨的十九大提出經濟體制改革必須以完善產權制度和要素市場化配置為重點。因為改革開放以來的經驗告訴我們，實現發展必須改革，實現高質量發展也必須改革，重點改什么？就經濟體制來講就是產權制度和要素市場化配置。當然我們也要堅持十九屆四中全會確定的我們國家三個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制度——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按勞分配為主、多種分配方式并存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下面我主要講講產權制度和要素市場化配置：

第一，完全產權制度

大家知道有生產函數Y=AF(L,K)，這個生產函數當中的f可以看成一種產權關系。當然原來它們作為投入產出關系來表達的，它是勞動和資本的不同組合，或者是產權不同，就會有不同的要素效率A。因為我們的發展現在用GDP衡量，但是從另外一個意義上講，從要素的角度來講，其實就看效率是不是提高了。當然我們要注意到產權不同于所有權，所有權可以細分和派生出若干產權，比如說承包權、物權、使用權以及由此界定的收益權、分配權等等。不同的產權要素效率不同，最典型的就是中國的聯產承包責任制，人民公社和承包制在所有制意義上都是一樣的，都是集體所有制。但是中國的農民發明承包權，最后國家承認了。土地集體所有制并沒有改變，但承包給了農民以后，農民與土地的組合關系就改變了。農民知道生產多少與自己的所得直接相關，所以農民的積極性一下調動起來，解決了幾千年來中國人的吃飯問題。國企改革的混合所有制等等，以及現在講的一些改革，其實都是在動產權制度，所有權是沒有變的，仍然是國有的。

第二，市場化配置

產權制度能不能發揮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或者促進發展的作用還取決于要素的市場化程度。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提出健全勞動、資本、土地、知識、技術、管理、數據等生產要素由市場評價貢獻，按貢獻決定報酬的機制。這也就是說資源配置是市場決定的，資源或者要素貢獻的大小也是由市場來決定的，所以我們在研究分配制度的時候一定要注意這個問題。

第三，政府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原則

能不能實現高質量發展主體是企業而不是政府，政府只是一個高質量發展的推動者。所以認為高質量發展要把握這幾個原則：

1、經緯清晰，不干涉企業依法進行的生產經營活動。企業能不能實現高質量發展，政府作為推動者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著力解決市場體系不完善、政府干預過多和監管不到位的問題，這就是說我們現在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還存在著這樣三個問題。其中之一就是政府干預過多，政府在推動發展的時候往往是通過政策文件來干預的，所以在制定任何經濟政策的時候都要先思量一下這個經濟活動市場能不能有效調節，是否確實需要政府制定文件來進行干預。如果確實需要干預，那么在制定的具體文件當中也要對照優化營商環境條例的規定，不得干擾市場主體正常生產經營活動的規定來進行評估。

2、遵循市場經濟規律，提高治理水平。十八屆三中全會講到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是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必須遵循這條規律。在推動高質量發展的過程當中，需要使用一些行政手段，這是必要的，也是必須的。但是使用這種手段一定要遵循規律，看看行政措施貫徹下去之后會不會違背規律。比如說供求規律是市場經濟的基本規律，有需求卻限制生產，那可能的結果就會引發價格的大幅度上漲。比如說我們現在因為要實現“雙碳”，我們要調節一些高碳的經濟活動，應該從需求、供給、投資、技術、出口等各個方面來進行系統性的調節，不能夠單打獨斗。

3、堅持系統原則，把握多目標平衡。在2019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總書記提出來要從系統論出發，優化經濟治理的方式。在去年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深化為堅持系統觀念的原則，這個原則是一個長期堅持的原則。但是長期都是一個個短期構成的，短期的經濟治理也應該遵循系統的原則。我們需要用系統原則把握多目標平衡，比如說改革與發展、國內與國際、供給與需求，包括收入與分配、防風險與穩增長、雙控與穩增長、房地產與土地、民生與財政等等，這些事情都需要把握系統性的原則，要把握好度。

本文根據現場記錄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