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所長

中國企業改革與發展研究會副會長　黃群慧

各位與會嘉賓：

大家下午好。

共同富裕是社會本質的要求，也是中國現代化的一個重要特征，習近平總書記反復說深入研究關于共同富裕的目標，包括分階段推進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一個分步驟、分階段的推進過程。“十四五”階段我們要邁出堅實步伐，到2035年才取得更明顯的進展。到2050年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時候，才有共同富裕的基本實現。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也提出五大問題。

第一個問題，提出正確認識和把握實現共同富裕的戰略目標和實踐路徑。這里特別值得強調的是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首先要明確是富裕，然后再強調通過一些制度來實現共同。談共同富裕，首先要關注經濟增長，從現在到2050年新發展階段，要發揮潛在增長率實現經濟增長的目標。我們現代化的階段，經濟潛在增長率是逐年下降的，預測從2020年的5.93%會降到2050年的3.28%，但是在這個階段有三個關鍵的時間節點。第一個節點是“十四五”，“十四五”期間總體預測應該能保持在5.5%的增速，有一個很重要的發展的節點，就是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現在看是12600美元這個坎兒，在“十四五”期間應該跨越這一重要發展節點。第二個節點是，到2035年按照十九屆五中全會的精神，達到中等發展國家水平，人均GDP達到2萬多美元，這需要到2035年實現4%-5%的潛在增長。第三個節是，到2050年，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我們應該也能保持3%-4%以上的增速，在2050年實現人均GDP比2035年翻一番。共同富裕首先要考慮到把蛋糕做大做富裕，這是整個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作為經濟增長預測的安排。

習近平總書記要求發展的平衡性、協調性和包容性。促進公共服務均等化，包括人民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擴大中等收入的群體規模，高水平進行規范，促進農民農村共同富裕，這推進共同富裕的重點工作。

要正確的認識包容性、平衡性和協調性，要把這個作為發展的一個重點，在中央工作經濟會議上強調把蛋糕做大，然后如何分好蛋糕，強調怎么協調發展推進。

第一個是區域發展協調，行業發展協調和企業發展協調。新時代以來，東中西三個地區從經濟增速來看相差不多，但是有一些新的問題，南北之間的差距，尤其是東北三省的增速和東中西差距比較大。從區域協調角度，不僅僅是增速的問題，我曾經構造一個區域協調發展指數，我認為一個區域真正協調發展指數應該有五個大的方面：一是經濟發展水平、人民生活的發展水平，二是要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三是基礎設施的通達程度，四是地區的比較優勢發揮，五是綠色低碳協同發展。

從區域協調來看，測評整個區域協調發展指數，應該從2012年來測算，到2020年總體漲到118，拆開這些指標來看五大方面，總體來說我們的基礎設施通達程度、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這些方面，是區域協調的一個主要的力量。從人民生活水平和綠色低碳方面的進展、地區的比較優勢發揮等方面的進展從指數來看，相對還是有點差距。另外計算人均GDP的變異系數，總體應該說變異系數在縮小，說明人均GDP的增速差距在縮小，但還是相對比較高。剛才談到區域協調提出東中西和南北之間差距，在共同富裕一個最重要的方面，還是城鄉之間的社會差距，農村居民收入和城鎮居民收入之間的差距還比較大，這是我們通過區域協調來解決共同富裕的一個問題關鍵。

在“十四五”規劃里，尤其強調了兩橫三縱19個城市群的規劃，城市群是未來經濟增長極的關鍵。通過城市群、都市圈的發展來解決城鄉之間的差距，應該把城市群作為一個發展戰略融在一起，意味著通過這種城市群、都市圈的戰略發展，把城鄉之間的差距縮小。尤其是我們談區域的協調發展和共同富裕，經常提出人員是要流動，但并不是說某個地區的富裕或者是進行協調，把經濟增速低的地區一定要趕上經濟增速高的地區，認為這樣才是協調。從共同富裕的角度來說，區域協調發展、共同富裕應該是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基礎設施通達程度的可比性。也希望落后地區盡快去發展。尤其是談論增長極城市群、都市圈，這個增長極承接更多的人口，允許人口去集中到這些都市圈、城市群，通過人口流動增加收入，這意味著共同富裕不僅僅把落后地區當地的收入提上去，而是要強調人口的流動，提高流動人口的收入水平。

對于那些承擔主體功能區的區域，中央財政要通過財政收入轉移支付，通過利益補償等等來彌補，我認為區域協調更要強調基本公共服務水平、基礎設施水平方面的可比性。

現在我們關注的收入，用一個指標——基尼系數來談收入差距，現在看整體的基尼系數1.46，這些年總體大幅降低，但是還是比較高。談收入分配的過程中有幾個問題非常值得關注，第一個是宏觀分配里，政府、企業和居民之間在支配收入和初次收入分配中所占的份額，可以看出來居民在初次分配中，所占的份額這些年并沒有大幅提升，2001年、2002年、2003年、2004年實際上是下降的，這是一個趨勢。包括可支配收入居民收入占比也從67%，現在降到62%。

還有協調行業之間的差距，行業之間的差距實際上還比較大，最關鍵的是制造業、房地產業和金融業，它們之間的收入差比顯示是1倍多，當然這些年也在縮小差距。如果看上市公司，尤其2020年上市公司的員工平均薪酬是59.16萬。但種植行業的上市公司，例如隆平高科還屬于高科技行業，它的平均薪酬只有6.78萬，這是行業之間的差距。我們把制造業作為強國之基、立國之本、興國之器，制造業在發展的時候，收入差距還是非常大的，這是我們需要在共同富裕中協調的。

還有一個在收入分配中，勞動方的占比還是相對來說比較低。為什么相對比較低呢？我們是按勞分配為主，整體從2000年的52%點多，中間有降，現在回到52%，但是橫向去比較德國等差距還是相對比較多，因為它基本接近50%到60%之間，而我們基本是50%稍高一點，所以按勞分配的占比不是特別明顯。

我們談的收入分配的差距，最大的差距不是在收入，是財產。這里有一個調查的平均數據，城鎮人口2015年財產，人均已經到了從20萬漲到29萬，而全國財產是從14萬漲到20萬，但這個平均往往意義并不是特別大，尤其是所在城市不一樣，比如30萬的財產在北京市是一個窮人，但是到一些中小城市30萬的財產，還是可以的。

實際上財產的基尼系數是高于收入的基尼系數，收入的基尼系數大概是0.4多，但是財產的基尼系數0.6多。如果跟國際去比，會發現國際上發達國家，尤其越是工業化程度越高發達國家，它的財產基尼系數差的會更大，因為有一些長期的財富積累的過程，導致差距大，我們這些年基尼系數漲的很快，但是比橫向發達國家財產的基尼系數還不是那么高，但是收入基尼系數相比發達國家高一些。

再一個是企業和企業之間的差距。要創造一個大企業、中企業、小企業共同生存的一個良好的企業生態，可以把它歸結為一個企業的社會責任，概念會更大，我們長期也做社會責任的評價。應該說這些年國有企業特別關注社會責任，從政府的角度來說，國資委反復在推動，如果評價企業社會責任的指數，總體國有企業比較高，即使高也沒有到60，相當于及格線，社會責任方面有很大的前景需要我們開拓。

社會責任這個概念，我個人認為不僅僅是三次分配的概念，它涉及整個企業各個方面的利益相關者。西方經常說企業利益最大化，現在要改為利益相關者的利益最大化，就意味著實際上是一個不同的企業理論主導，企業一次分配過程中就應該關注到分配問題，而不僅僅是三次分配，企業注入社會責任就能在一定程度上為實現共同富裕做貢獻。

在協調發展里，需要企業層面的協調、行業層面的協調和區域三方面的協調，我向各位報告一下我們的一點評價的結果，請各位批評指正，謝謝大家！

根據現場記錄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