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俏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

近年來，中國企業在規模上進步很大。財富500強排行榜上，中國企業連續四年都超過美國。2023年，包括中國臺灣、中國香港在內，中國有142家銷售收入能夠達到世界前500名的企業，超過美國的136家。

而我們在討論“規模大”和“企業強”之間，可能還有一些認知上的誤區，比如，以上市公司為代表的中國企業資本收益率，過去20多年平均只有3%—4%，相較美國11.6%左右而言，中國企業盈利能力或資本使用效率還有一定差距。

我們看到，中國GDP的增速，2015年就降到7%以內，最近幾年基本上都是5%左右。大家可能會問，中國企業未來增長空間在什么地方？過去20多年間，假如以上市公司為代表的所謂中國的“好企業”結構變化來看，格局變化是非常大的。

我們對2035年做一個預測：什么樣的企業，來自什么行業的企業可能會在2035年變成中國乃至世界上有引領力的大企業或偉大企業？這是開放性的難題，不管是央企還是大的民企。這也意味著我們在未來一段時間可能是充滿挑戰，同時也充滿機遇。

這幾年增長下降主要原因是什么？我認為，還是我們在完成工業化進程之后，推動增長最重要的一個底層力量，就是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速在下降，現在基本上已經是降到2%以內。因此討論未來增長還是在于全要素增長，這是我們以新質生產力為核心的標志。

如何讓中國未來在全要素生產率能夠降到2%甚至1.5%的情況下實現反彈，這背后意味著未來的企業不管是從投資還是變革角度都是努力的方向。這個挑戰本身是全球性的挑戰，大家看到即使美國擁有全世界最好的研發，但是它最近幾十年時間，完成了工業化，進入到一個以服務業做主導的經濟結構之后，它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速也大幅度下降，像美國現在基本上也只有0.7%或者0.5%左右的全要素生產力年增速，這導致美國長期增長速度就1.5%—2%左右。

如果我們延續西方國家經濟發展路徑的規律，我們認為它在完成工業化之后全要素生產率增速會降下來，這是悲觀的前景。但是中國經濟本身從來跟西方國家路徑發展不一樣，未來要思考我們有什么樣的領域能夠使得在完成工業化競爭之后，還能夠有新的、特別是推動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因素，正是提出新質生產力、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宏大背景。

中國在提升全要素生產率方面有很多因素，主要來源于技術進步和資源配置效率提升，我們有轉型帶來工業化的機會，有大國工業現代化的產業體系建設，同時有更徹底的改革所帶來的可能性，包括新興的戰略性機遇出現，它本身會帶來大量投資，大量投資背后會形成新的一輪全要素生產率增速的厚重來源。投資率本身跟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速是密切聯系在一起的，投資率高基本上全要素生產率就比較高。

其關鍵在于投資什么地方？投資什么領域？我們講到兩個領域可能是比較重要，一個是節點行業，就是對中國經濟未來能夠帶來巨大影響的關鍵性行業；另一個就是制約生產率增長的領域，它需要投資，需要在供給側結構性提升，需要發生質的變化。不管是大型國有企業還是民營企業，要想實現高質量發展，就需要去關注行業和領域，也就是戰略新興行業，包括未來產業，它都是形成未來新質生產力的重要來源。

簡單談幾個問題，比如碳中和，還有人與人之間交互的強度，基本上是衡量一個文明的程度的重要指標，區別到農業文明、工業文明以及未來的文明形態。現在我們面臨一方面投資體量非常大，我們測算到2050年到巴黎協定規定的投資，在中國是250萬億元到300萬億元的投資體量。同時我們講到和個人之間的交互強度會因為AI，因為人腦跟機器交互技術的突破，有可能會突破時間的約束，一天24小時的約束，這會帶來技術性的變革，會帶來巨大的生產力提升的可能性。

消費方面，目前居民消費率只占到GDP38%—39%，與60%還是有很大差距。同時我們消費服務占的比重低，50%左右的消費比例。但是在一般現代化國家可能是67%、68%。到未來可能想通過消費拉動經濟增長新的引擎。增加消費最重要的前提就是提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這需要有大量相關投資。比如，現在居民可支配收入只有GDP的13%，而美國是67%，但是我們最大的落差就是居民財產性收入只相當于GDP的3.6%、3.7%，而美國是16%。如果這個指標我們能達到美國的水平，就意味著居民可支配收入能到55%。從這個角度講，我們金融服務業怎么能夠提供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居民的獲得感，有很多可以去挖掘的潛力和空間。

關于戰略性新興行業，目前從價值鏈分布里面還是偏中游和下游，要往上游走就要涉及專利和品牌。往上游走就意味著需要在研發方面加大投入，而研發方面需要在基層研發方面加大投入，現在來看企業確實是研發最大的資金來源，但是企業很少在基礎研究方面有所投入。中國整個研發結構里面基礎研究的研發金額大概占到整個研發的7%不到，而十四五規劃綱要是要在2025年突破8%，還有兩年時間能不能突破是很大的挑戰。像美國、法國，基礎研究研發比重占到15%甚至20%以上。這方面未來除了增加國家財政收入之外，企業能不能把視野放得更長遠一些。決定一個國家在全球的競爭力最終還是取決于原創性、基礎性的科學研究成果，而這方面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城鎮化和收入分配方面，現在基本上整個收入分配不平等，主要體現還是在城鄉的二元結構。未來要提升全要素生產率，農業現代化增加對農業的投入變得非常重要，同時大量的農業人口要轉移到其他產業和城市。中國城鎮化率里面，按照常住65%、戶籍人口是47%的水平，中間有18個百分點的差異，也就意味著2.55億人居住在城市但是沒有戶籍。未來農業人口轉移出1.4億人口到第一產業或者第三產業，有4億人會在城市永久性居住下來，我們什么樣的公共服務體系，什么樣的未來產業結構能夠為這4個億的人提供這方面的服務？至少從居住上講，像保障性住房，或者說是未來長租公寓的投資，還有相應公共服務體系建設它會成為中國未來經濟投資建設的非常重要的來源，也對我們提升整個全要素生產率可能會帶來重大的推動。

關于企業和偉大企業，最近我們做了一個分析，偉大企業其實是創造價值的企業。以往可能比較強調股東權益的價值，比如說用利益相關方價值來衡量，可能這種企業對中國經濟發展能帶來更大的推動作用。舉一個簡單的例子，通過這個圖可以看到在生成的網絡里面密度特別高的行業我們叫節點行業，這里面的行業其實是處于整個中國經濟的核心位置，它有非常長的產業鏈、供應鏈，它會拉動大量的上下游企業，它發展得好，它做得比較強的話，會帶動大量的上下游中小微企業，民營企業，甚至中型國有企業的發展。但是中型企業的發展并沒有納入社會價值供應體系里面來。如果以上市公司為例子，可以發現他們會帶來很大的股票市值的提升。社會價值，特別是處于節點行業的企業它所帶來的對上下游的拉動作用每年可能帶來10%的超額收益率。這表明我們在目前對企業的衡量，投資者對企業價值評估的時候，并沒有把價值反映到估值體系里面來。

所以，未來在建設估值體系過程中，怎么把企業創造社會價值部分反映到企業估值里面來。從這個角度來講，我們未來在估值理念上需要調整，可能需要企業，不管是央企還是大型國企、民企在企業運營管理過程中和市值管理過程中主動追求社會價值創造。從投資方角度來講，可能需要培育認同社會價值創造的這樣一些企業，通過這種方式形成新的估值體系、估值理念，最終形成互相加強的閉環，最終使得中國企業在從大到偉大的路徑上做出新的嘗試性的突破。

從這個角度講，中國企業它未來的發展路徑跟新質生產力，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跟價值創造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

根據現場記錄整理